中世纪的跨文化翻译与经典传承

作者：李业萌（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在传统的历史记载中，中世纪的社会发展和文化创造力长期以来一直被低估。值得注意的是，从8世纪到13世纪，在广大的西亚和地中海地区，穆斯林、犹太人、基督教徒等众多群体推动了持续而长期的跨文化翻译运动。它不仅使希腊语、拉丁语、希伯来语、阿拉伯语、波斯语等古典著作得以传承，促进了不同文明的深度融合，也为欧洲文艺复兴奠定了学术和思想基础。今天我们重温跨文化翻译运动所展现的不同文明之间的和平共处、交流互鉴，具有一定的解释意义。 阿拉伯帝国经典译本 8世纪上半叶，阿拉伯帝国经历了四个哈里发和倭马亚王朝（661-750）的不断扩张，成为横跨欧洲、亚洲和非洲的大帝国。阿拔斯王朝（750—1258）期间，大规模军事扩张普遍停止，对不同社会群体采取宽容态度，推动以阿拉伯民族为主体的政权向多民族国家转型。在此背景下，传承古典文明遗产成为构建帝国文化体系的重要途径。翻译古希腊罗马经典的活动始于民间，后来逐渐发展成为王宫主导的文化工程，在七世纪时达到顶峰。这场运动持续了一百多年，被后人称为“百年翻译运动”。 832年，迈蒙在巴格达建立了“智慧宫”，具有图书馆、图书馆等功能。蜂巢、科学院和翻译局。它设有希腊语、叙利亚语和迦勒底语三个部门，并广泛招募穆斯林、犹太人、基督徒、琐罗亚斯德教徒、萨比斯教徒等进行翻译。到9世纪中叶，已有一千多本用波斯语、希腊语、阿拉姆语、梵语写成的古希腊、罗马、波斯、印度书籍被翻译成阿拉伯语，涉及哲学、医学、文学、天文、法律、地理、数学等领域。代表最多的有柏拉图的《政治学》、《伦理学》、《诗学》和《修辞学》、《理想国》、《对话录》和《书信》、盖伦的《论自然能力》和《解剖程序》，以及罗马法律文本、希伯来圣经的希腊译本等。 “世纪翻译运动”对中世纪知识的生产和文化的传播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如埃及学者艾哈迈德·阿明所说：“阿拉伯人的优点不在于他们对希腊语的翻译和吸收。这种创造力主要体现在对古代手稿的收集和选择、不同版本的比较和整合、更正和补遗、描述和解释等方面，从而结合译者的学术思想和价值观，构建新的知识体系。10世纪以后，翻译运动因阿拔斯王朝的衰落而达到了低谷。 跨境犹太人的知识调解人 中世纪时期，犹太人长期散居于地中海沿岸的“希腊-拜占庭”、“阿拉伯-伊斯兰”和“拉丁-基督教”地区。 “教育”和“教育”三大主要文化圈，经常进行跨境贸易和文化交流，熟悉了不同文明的文化特征，自然而然地在跨文化交流中发挥了调解者的作用。 犹太人组成了一个由相当多的人组成的社区公元4世纪在伊比利亚半岛兴起，后经历西哥特人和阿拉伯人的统治。犹太翻译运动活跃于10世纪至12世纪。一方面，它把古希腊、罗马的原始经典翻译成阿拉伯文并加以注释。例如，医学家哈斯代·沙布鲁特组织拜占庭和犹太学者翻译了罗马药学先驱迪奥斯科里德斯的《药物论》。另一方面，犹太人将阿拉伯文献翻译成拉丁语和希伯来语。例如，科学家伊本·艾兹拉将阿拉伯科学家伊本·穆萨对花剌子模天文星历的注释翻译成希伯来文，后来成为拉丁欧洲唯一流传的副本。此外，犹太人还在文献的多语言“修改”中发挥了作用。例如，哲学家摩西·迈蒙尼德继承了古希腊医学家盖伦的智慧，用阿拉伯语写出了《医学箴言》，后来被法国犹太翻译家翻译成希伯来语和拉丁语。 12世纪至13世纪，犹太学者继承了“世纪翻译运动”的遗产，在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和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发展了活跃的学术和翻译中心。大量希腊和阿拉伯经典被翻译成希伯来语和拉丁语，以维罗纳的希勒尔、沙巴塔·本·所罗门和伊本·提班家族为代表。 持续三个多世纪的犹太翻译运动，得益于伊比利亚半岛相对宽容的政治环境、侨民独特的流动性和跨国界网络以及犹太知性主义传统的深厚根基。他们主要关注两类作品：一类是涵盖哲学、科学、法律等领域的“智慧之书”，另一类是以文学为核心的“美学之书”。犹太学者也注重结合希腊、罗马、d 阿拉伯文化在犹太文学和诗歌创作中的影响，呈现出跨文化融合的学术观点。 知识回归基督教欧洲 在基督教世界，对古典传统的追求从未停止。1085年，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六世从穆斯林手中夺回了基督教中心托莱多。 12世纪至13世纪初，在雷蒙德主教及其继任者的大力支持下，居住在托莱多的基督徒、穆斯林、犹太人以及西欧和地中海地区的学者共同推动了空前的“托莱多翻译运动”，将阿拉伯翻译运动中发展起来的大量经典著作翻译成拉丁文。托莱多的翻译活动表现出明显的专业性和团队性特征，注重多种语言和文本的比较和相互验证。它翻译了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欧几里得、托勒密、盖伦、希波克拉底等人的著作。这些古典拉丁作家的著作以及阿拉伯伊斯兰学者的注释。 “托莱多翻译运动”将打造一个集传承、制作和传播于一体的平台，将不同时期结合东方智慧的希腊罗马经典送回欧洲，推动欧洲的科学革命和文化重生。和托莱多一样，中世纪的西西里岛也是不同文明共存的地方。 12世纪中叶，翻译家将西西里保存的希腊和阿拉伯经典翻译成拉丁文。尤其是托勒密的希腊语“少校”的直译，具有非常特殊的价值。 13世纪末以来，拜占庭人将未经阿拉伯文化中介“过滤”的希腊原著经典传播到欧洲，为文艺复兴提供了最“纯粹”的文本来源。不同路径的转化活动共同构成了欧洲知识复兴的多源格局。 C古典遗产和文艺复兴 中世纪的跨文化翻译是一种超越宗教和种族障碍的伟大文化实践。不同时代的译者超越了历史空间，构建了跨时代、跨文化、跨语言的知识生产共同体，为欧洲文艺复兴奠定了学术基础和思想源泉。 第一，传承经典。一般认为，古典学术的研究范围包括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500年的希腊罗马文明及其影响下所取得的智力成果。 4世纪至6世纪日耳曼人的大迁徙摧毁了西罗马帝国的文化体系，许多图书馆和古典文献被毁。进入中世纪后，不断的战争和动乱导致古典文献遭到大规模破坏和流失。尽管许多古典作品被保存在修道院、大教堂和教堂中。欧洲的私人收藏，数量有限，难以满足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需要。中世纪的跨文化翻译保存了大量在基督教世界中失传的经典，并在古典语境中得以延续。 其次，学术界可以蓬勃发展。中世纪拉丁世界的教育和文化发展相对落后。古典文本被修复后，在知识阶层、王公贵族、富商中引起了极大的热情，使“书籍和建筑”的拥有成为这一时期最时尚的。被誉为“文艺复兴教皇”的尼古拉五世曾提出三大诉求：遵守教皇职责、重建罗马城、复兴古典学术。他广泛收集和购买了散布在欧洲和亚洲的希腊语和拉丁语手稿，在梵蒂冈建立了一个大规模的抄写和编辑工作室，系统地开展了经典的抄写、搜集和翻译工作。与此同时，来自中国的造纸技术日益普及，大大降低了书籍的生产成本，为知识的大规模生产创造了条件。在古典文化复兴的浪潮中，欧洲社会也对东方文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研究在文艺复兴时期变得突出。对古典文献的系统整理和研究也催生了现代大学的出现，促进了整个拉丁世界的文化觉醒和重生。 最后，想法汇聚到一起。经典翻译的回归，促成了前所未有的思想文化交流。来自希腊的理性主义传统、“人是万物的尺度”的人文精神和批判性思维，对长期以来占据统治地位的神中心思想构成了重大影响。南特，也引发了基督教内部的自我反思和神学辩论。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数学和科学，希伯来文化的伦理和社会秩序概念，罗马的政治法和建筑文化，以及波斯帝国的学习。其艺术体系和艺术风格都与欧洲基督教传统发生了深刻的交流、互动和融合，形成了文艺复兴时期独特的文化底蕴。 《光明日报》（2025年12月29日第14页）